在印度海边写代码，在南美森林里做PPT，在热带小岛上当旅行博主……摆脱痛苦通勤，摆脱一成不变的城市生活，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各地工作杨方线上配资股票，旅居不同的国家。

　　这是有关数字游民的想象。1997年，“数字游民”的概念首次被前日立公司CEO牧本次雄提出，他认为，随着新技术的普及，传统工作模式将被打破，人们不用再朝九晚五，困于办公室格子间一角。“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可以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在过去几年里，数字游民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智联研究院《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2019-2022年，数字游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有将近30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泰国、巴厘岛、墨西哥等低物价城市都是颇受欢迎的目的地。

　　数字游民生活承载着人们的愿望，包括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包括自由，但现实似乎更复杂。“地理套利”是数字游民常挂嘴边的概念，赚大城市的钱，在便宜舒适的小城市生活，依靠物价差享受当地的好生活，然而在一些热门目的地，他们也面临着当地物价上涨、困扰本地社区的问题。此外，获得医保、退休金、失业保险等保障，对于移动与个人化的工作而言也困难重重。还有人会说，现在数字游民最常见的工作，就是教人做数字游民。前段时间，“放弃百万年薪当旅行博主后，我年入2000”等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远程工作的选择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般丰富。

　　林子人：我们以前的一位实习记者小杨就是数字游民啊。他搬到大理当自由撰稿人已经有几年了，我看他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内容就是：在咖啡馆写稿，在云南的山水间游荡拍照，拾掇自己的那间能看得到雪山的、租金特别便宜的屋子。他每次和我微信聊天都会招呼我去大理找他玩，我总是表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哎，羡慕嫉妒。

　　董子琪：我关注了一些在阜新、鹤岗买房生活的博主，女性居多（难道女性改善生活的想法更强烈？）。她们通常都是在大城市工作过几年，有了一些积蓄，就花几万块钱买一套房子，经过简单装修后入住，在当地接单远程工作。她们的vlog都拍得非常唯美，也很有吸引力，只需要三万块就能过上花花草草、一人一猫、早上不起、晚上刷剧的幸福生活。甚至还能利用当地的低工资优势，以每月一千元的价格聘请到一位保洁阿姨。

　　游民们对于地理好像是没有选择的，比如说去鹤岗单纯因为房价便宜，有的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像是阜新，距离北京高铁只需要两小时，房价又比鹤岗还要廉价一些。可是既然是远离故土又非一线城市，选择何止阜新、鹤岗，资源枯竭城市淮南也成为了新的选项。

　　前几天又读了一篇题为“我在北欧三年不上班”的新闻，主角也是一位在芬兰分享亲子生活的“游民”妈妈。她搬到芬兰的动机是为了给两个女儿提供更好的、像周轶君纪录片里一样的“他乡的童年”。有时候会觉得社交网络放大了他们的声音，毕竟更多的人没有这样连根拔起的决心，有时候又不禁疑心，完全的他乡、极北的世界到底真的如纪录片渲染得美好吗？

　　徐鲁青：地理套利是个好方法，不过长期下来也会有很多麻烦，除了物价上涨，数字游民和本地社区也可能产生矛盾。在热门的哥伦比亚，有抗议者就把数字游民比作当代殖民者。根据报道，物价上涨、城市结构发生变化等等，都是引发人们愤怒的原因，比如店铺品类从生活用品变成了咖啡馆、轻食店，比如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开始从事餐饮服务行业。

　　热门的数字游民地点还有墨西哥。2022年底，墨西哥政府宣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Airbnb达成协议，推动一些城市成为远程工作者的“全球中心”。在过去的三年里，墨西哥城的房租上涨了30%左右，在像La Condesa这样受数字游民欢迎的地区，房租则上涨了60%以上。

　　数字游民热门目的地大理从办公室到远程工作，我们更自由了吗？

　　徐鲁青：未来远程办公的趋势是否会越来越多？你觉得以后的工作可以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吗？

　　林子人：我忘记在哪一本书里读到，数字游民其实是一种利于企业、不利于劳动者的现象。远程办公的工作模式会加剧劳动市场的竞争：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人才池大大扩大，除了本地以外，外地甚至外国的人才都有了招募和“比较性价比”的可能；但对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你如今要与全球人才竞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最多的工作和全球流动的机会，平庸的人才会受到挤压，而在原本的劳动力市场里，因为只有本地竞争，中等之资的人才也有发展机会。

　　数字游民通常也是缺乏正式员工身份的零工经济参与者，但这些年劳动力研究者已经提醒我们注意零工经济的潜在危险，比如沦为朝不保夕者。所以在劳动和雇佣出现根本性变革之前，我对成为数字游民持谨慎态度。

　　董子琪：想到美剧《硅谷》里有一集，为了节约成本，创业公司不再聘用硅谷本地程序员，而是从世界各地像是印度、波兰等地招募便宜好用的员工。在剧集里这是一个好笑的段落，是一个硅谷视角。

　　徐鲁青：一些数字游民的办公环境的确会让我想到硅谷，巴厘岛的仓古号称“全球最大数字游民基地”，YouTube的多篇测评都将这里的共同办公场所与谷歌园区做对比。除了大办公桌，还有24小时开放的楼顶瑜伽房，大厅也24小时都能看到工作的人。

　　潘文捷：新冠疫情中很多人不得不成为数字游民，但人们的偏见还是挺明显的。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就吐槽他们在外地居家办公的合作方：闲着在家没事做，尽给我们挑刺。甚至说对方既然在家歇着，怎么还天天在朋友圈叫苦叫累？问题是，居家办公并不单纯是宅在家里看书玩游戏这么简单的事情，它也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消失。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你是24小时都可以在家放松，实际上你也是神经紧绷24小时都要待命工作。

　　互联网造成的现象，不妨让互联网来解答。以下是通过追问ChatGPT获得的结果：

　　数字游民的兴起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新的剥削形式。

　　首先，数字游民的工作模式可能导致劳动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可能使一些数字游民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或劳动条件，特别是当他们与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力竞争时。这可能导致一些数字游民面临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和压力。

　　其次，由于数字游民的工作通常与互联网平台、远程雇佣和自由职业相关，他们可能缺乏传统雇佣关系中的福利和保障。缺乏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的支持，数字游民可能更容易受到潜在剥削的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不具备传统雇员所享有的权益。

　　最后，数字游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权利和法律保护可能受到局限。由于跨国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数字游民可能难以在法律上追求他们的权益，这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剥削。

　　因此，数字游民的崛起需要在全球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防止新形式的剥削出现。同时，数字游民自身也需要谨慎选择雇主和平台，以确保他们在数字经济中获得公平对待。

　　尹清露：哇塞，我想说的已经被文捷的ChatGPT剧透完了。我记得在2015、2016年左右，数字游民还是一个听上去特别酷的概念，刚刚大学毕业还未找工作的我也经常自居——即使我没能在大理的咖啡馆远眺洱海美景，但是上海松江郊区的空气不是也挺新鲜的吗？

　　时至今日，这个词至少对我来说，已经被剥下了那层理想的假面，变得与“新型剥削”相差不大了。甚至是数字游民们崇尚的德勒兹的“游牧”等学术词汇，听上去也更像是自我装扮用的时髦名词，让人有点怀疑它真正的效力是什么。

　　即使我这样说未免有失偏颇，但一个事实是，如今我们不仅要在被放逐于全球市场的同时与人竞争，也要与AI们竞争（请再读一遍我的第一句话）。我相信有人能够真正享受数字游民的生活，里面也不乏追求自由的人士，但似乎是本身就不太需要担忧生计问题的人更能游刃有余杨方线上配资股票，他们才是如今真正的“全球公民”，而不是被迫时刻加班的朝不保夕者。